中国的环境污染到底有多严重？

中国的环境污染到底有多严重？老百姓说我们天天生活在其中，呼吸的空气、喝的水、吃的食品、用的物品是没办法逃避的。是的，这些污染其实并不是立马 置人于死地的，如果真这样的话，政府倒是会重视起来。问题是，这种污染伴随着新闻和言论的不自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所以被红布遮了眼睛的人们，并没有看 到环境污染问题的严重性。俗话说，人是从自然而来，如果人和自然的对话变成对立，总有一天人要遭到自然的报复。中国的环境污染，是否可以做一个科学的数据 研究，就是二十年、三十年后，这些污染对身体健康是否有负作用，是否某些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超过其他环境污染相对少的国家？

今天在网上看到 一篇新闻，题目叫《奥运团队对付北京烟尘造成的哮喘》（Beijing Smog Forces Olympic Teams to Prepare for Asthma Attacks, By Wing-Gar Cheng and Grant Clark.）。文章提到：尽管中国政府为2008奥运会而花费了13亿美元来净化空气，但各个国家队正在做最坏的打算。北京的官员说污染是可以控制的。 为了尝试减少汽车的排放，北京将在本月“预演”，有两周时间不让100万车辆上路。在奥运会开始之前，北京最大的钢铁厂将搬离城市，在奥运会期间，建筑工 人将被迫停工。北京的目标是在2008年至少要有245天的“干净空气日”，2006年是241天，1998年是100天。尽管如此，中国的微观颗粒含量 的门槛依然是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最大值的三倍。 在2006年联合国环境计划年书中，20个亚洲城市里北京的空气中含有的可以导致哮喘的微粒的量居第二多，排在最差空气质量的是新德里。如今，美国队计划 把所有运动员安置在韩国，把韩国作为运动员的基地，到北京的飞机行程为75分钟，这样他们可以在北京逗留尽可能短的时间；大多数英国的运动员将呆在离开北 京2200公里以南的澳门；澳大利亚队将第一次增派一名哮喘医生。一些运动员，尤其是耐力运动员，例如长跑和自行车运动员，由于平时大量训练对呼吸系统的 损伤，他们比较容易得哮喘，北京的烟尘让他们为自己在奥运会上的表现而担忧。所有美国竞技者将配给面罩并进行肺部检查以确定是否需要哮喘的药品。有运动员 表示北京是他所参赛中污染最严重的地方，他将减少在城市里的时间，尽可能多地呆在旅馆里。奥运会将在一年后的今天开幕。

政府总是强调一百 年前西方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也对环境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破坏，言下之意，中国今天要发展，必然要破坏环境，西方国家没有权力用环境问 题来阻止中国的发展。可是，不知道政府有没有想过，现在的工业化的规模比之一百年前，对环境的破坏是不可相比的。看到纪录片里，全世界的垃圾都运往中国， 在浙江的农村，有的镇就是一个大的垃圾场，从满脸皱纹的老太太到刚会走路的小孩，都在废旧电脑的垃圾堆里淘啊淘，试图找出可以重新利用的金属，而整个小镇 都在电解这些电路板，空气中弥漫的有毒气体，在离开小镇五公里的地方就可以闻到。

环保资料： 2005年，一场“环保风暴”在中国内地刮起，30个总投资达1179亿多元的在建项目被国家环保总局叫停，其中包括同属正部级单位的三峡总公司的三个 项目。理由是，这些项目未经环境影响评价，属于未批先建的违法工程。 环境恶化无路可退中国的环境问题并非始自今日。

早在上世纪90年代， 环境污染问题就已非常严重。如淮河流域。在上世纪90年代五类水质就占到了80％，整个淮河常年就如同一条巨大的污水沟。 1995年，由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1875亿元。 据中科院测算，目前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已占到GDP总值的15％，这意味着一边是9％的经济增长，一边是15％的损失率。环境问题，已不仅 仅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已成为吞噬经济成果的恶魔。

目前，中国的荒漠化土地已达267.4万多平方公里；全国18个省区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而且荒漠化还在以每年1万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长。 七大江河水系中，完全没有使用价值的水质已超过40％。

全 国668座城市，有400多个处于缺水状态。其中有不少是由水质污染引起的。如浙江省宁波市，地处甬江、姚江、奉化江三江交汇口，却因水质污染， 最缺水时需要靠运水车日夜不停地奔跑，将乡村河道里的水运进城里的各个企业。 中国平均1万元的工业增加值，需耗水330立方米，并产生230立方米污水；每创造1亿元GDP就要排放28.8万吨废水。还有大量的生活污水。其中 80％以上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进河道，要不了10年，中国就会出现无水可用的局面。

全国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有1/3 的国土被酸雨侵蚀。经济发达的浙江省，酸雨覆盖率已达到100％。酸雨发生的频率，上海达 11％，江苏大概为12％。华中地区以及部分南方城市，如宜宾、怀化、绍兴、遵义、宁波、温州等，酸雨频率超过了90％。 在中国，基本消除酸雨污染所允许的最大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200万~1400万吨。而2003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就达到2158.7万吨，比 2002年增长12％，其中工业排放量增加了14.7％。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以及污染控制方式和力度，到2020年，全国仅火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硫就 将达2100万吨以上，全部排放量将超过大气环境容量1倍以上，这对生态环境和民众健康将是一场严重灾难。 1月27日，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有人预言，如果再不加以整治，人类历史上突发性环境危机对经济、社会体系的最大摧毁，很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在 中国。

治理污染陷于两难有一种说法，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控制好环境，在环保方面的投入须达到GDP的1.5％以上。但这是在环境保护本来就 非常良好的情况 下，在中国，根据上海的经验，要真正有效地控制环境，环保投入须占到GDP的3％以上。而在过去20年里，中国每年在环保方面的投入，在90年代上半期是 0.5％，最近几年也只有1％多一点。环保是一种“奢侈性消费”，投入大，对GDP贡献小，因此，一些本应用于环保方面的专项资金，也被挪作他用。 目前中国在环境问题上进退两难:再不治理，未来无法保障；真要治理，则需大规模投入，眼前的经济又难以承受。

有人算过，云南滇池周边的企业 在过去20年间，总共只创造了几十亿元产值，但要初步恢复滇池水质，至少得花几百亿元，这是全云南省一年的财政收 入。淮河流域的小造纸厂，20年累计产值不过500亿元。但要治理其带来的污染，即使是干流达到起码的灌溉用水标准也需要投入3000亿元。要恢复到20 世纪70年代的三类水质，不仅花费是个可怕的数字，时间也至少需要100年。

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高就微观角度说，在过去20年里，国内制造 业在无法依靠技术进步降低能耗、降低成本的情况下，只能朝两个方面挖潜:一是工资，二 是环保。最简单的事，例如水泥生产，要达到起码的环保要求，每吨水泥需增加8元成本，占水泥出厂价的5％。纺织业每年排放的废水超过10亿立方米，如要处 理，则每吨需花费1.2~1.8元。提高生产成本5％。而绝大多数企业根本就没有这么高的利润率。因此只能在环保问题上打游击:或是不建任何废水处理设 施:或是建立以后就当摆设，白天把污水放到处理池里，晚上没人时就排放到河里，这样就可以节省一大笔成本。在市场的无序化竞争中，这5％的成本。往往就决 定了企业的盈与亏、生与死。 而中国在环保执法上的两高一低--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也助长了这种倾向。通常的情况是，环保部门为取证一件违法偷排事件，需耗费50 万元，而最终落到违法企业头上的罚款，则只有区区5万元，包括正在劲刮的所谓“环保风暴”。 一些投资数十亿元的特大电站项目，违反环境评价擅自开工建设，最后的罚款也不过20万元。区区20万元罚款，对于一个投资超亿元的项目来说，简直是九牛 一毛。这样的处罚力度对违法行为谈何震慑力？因此《环保法》历来被人称为“豆腐法”。

一场环保风暴将涉及数十万家企业，由此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大批企业的破产倒闭，大量人员失业，企业成本大幅提高，国内物价指数迅速地突破两位数。因此，无论是宏观成本，还是微观成本，实际上都无法承受。

四 个因素阻碍环境治理对环保部门在执法过程中遭遇的巨大阻力，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总结出了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一些地方对科学发展观认识不到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一些高能耗、重污染的小冶炼、小铁合金、小化工等被明令禁止的项目，在一些地方竟然呈现 蔓延的趋势。

其次，部分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片面强调简化审批，限期办理相关手续。而不管项目是否会存在污染情况，只要来投资就批准，个别地方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批中存在“首长意志”、“先上车，后买票”等违法现象。

再 次，环评质量亟待提高。有些环评单位不坚持科学评价，不敢以客观的事实和科学的数据说话，评价结论含糊，模棱两可，将项目的环境可行性与否的结论 推给审批部门，甚至极个别的环评单位弄虚作假，编造、伪造数据，或者隐瞒事实，严重影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落实，使环境影响评价流于形式，丧失了第三方咨 询机构起码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最后，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工作开展不足。我国目前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政府主导型，以有限的政府力量去监管数量庞大的建设项目，显然力不从心。

其 实，环评法遇到的阻力更有背后的经济利益在驱使。 掀起真正的“环保风暴” 中国是一个在环境上回旋余地极小的大国，又是一个在全球资源、市场基本被瓜分完毕后崛起的一个后起国家。中国没有任何可能像某些先行国家那样，等到环境 恶劣到极点后再来治理。 但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别人走过的先发展经济、再治理污染的道路，中国不可避免的也会走一遭。 世界各国的历史已经表明，在经济增长与环境变化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规律: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会有一个环境污染随国内生产总值同步高速增长的时期，尤 其是重化工业时代:但当GDP增长到一定程度，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居民环境支付意愿的增强。污染水平在到达转折点后就会随着GDP的增长反而戛然向 下，直至污染水平重新回到环境容量之下，此即所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当年日本的发展过程就是这一规律。 毫无疑问，中国没有可能跨越这样一个重化工业时代。因为中国的人口太多，国家太大，无法像芬兰那样，在本国制造业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借助于全球化分工， 直接进入高科技时代。 上世纪90年代末，笔者曾回过苏南老家，小时候那种清清河水，坐着船就可到达四乡八镇的情景已一去不复返了。

而令笔 者吃惊的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因素竟然是最普通的生活垃圾。在中国，即使不发展工业，由人口增长带来的污染物，也足以使环境恶化到令人无法 容忍的地步，即便是治理这样的污染，也需要大笔投资，需要有经济基础。 中国在治理污染问题上，任重道远，需要依法办事，制止恶性环保事件的发生，延缓环境恶化的速度。